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於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吴平务构在建黨百年之際，建设建新黨中央召開六中全會具有重要意義，代财全麵總結黨的政理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深刻揭示了“過去我們為什麽能夠成功、论服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发展確立習近平同誌黨中央的格局核心、全黨的吴平务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建设建新指導地位，是代财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的根本保障。
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之“變”，发展既表現為生產力層麵的格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它正在成為影響全球變局和大國興衰的吴平务构重要變量；也表現為生產關係層麵的經濟全球化調整，它正在引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收縮，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和治理體係。
現階段一方麵要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麵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兩方麵實現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為我國未來發展贏得更長的戰略機遇，為邁向全麵現代化開好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新發展階段是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階段，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強對各領域發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我國應對百年變局、開拓發展新局的主動調整，也是重塑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更是事關全局的係統性、深層次變革。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明確指出，以習近平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深刻總結並充分運用黨成立以來的曆史經驗，從新的實際出發，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
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勾勒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圖譜”中，財政製度位居重要製度係列，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是因為財政製度的格局、變化和走向，曆來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牽動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深刻影響政府職能履行和國家治理活動運行，是將製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基礎性和支撐性要素。新時代財政製度建設必須緊扣新時代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展開，必須服務於全麵深化改革的大局。
目前，我國地方財政改革與發展麵臨較大的挑戰。
首先，全球經濟環境不確定導致財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嚴重衝擊國際經濟秩序。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不確定因素而遭受衝擊，國家地區間的比較優勢和發展位勢不斷演化，發達國家同時加強對先進製造業的前瞻性布局和以技術封鎖為代表的產業競爭保護，而新興國家憑借成本優勢、加速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產業分工進一步向技術端、成本端集中。區域出口經濟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日益增大，增長空間受到製約。麵臨全球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國內企業利潤及相應稅收增長麵臨較大壓力，財政增收壓力和難度持續加大。
其次，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影響短期內財政收入。2016年全麵推行“營改增”、2019年大規模“減稅降費”以及呼之欲出的“房產稅”等提質增效的積極財政政策，短期內將對地方財政收支帶來較大影響。減稅降費最為重要的改革措施是降低增值稅稅率和提高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征點，最直接的影響是減少了地方財政收入。從積極角度看，“減稅降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於激發市場活力完善稅製結構，政策效果顯現後將有力促進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但是，產業轉型需要前期投入大量財政資金，民生保障要實現高品質的生活，各方麵因素加大了財政收支平衡壓力。
再次，依賴土地財政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可持續發展。長期以來，土地財政已經逐步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但土地財政模式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居民對房地產存在較大需求，這一需求動力主要來源於預期收入水平上漲。此外，土地出讓收入也會受到房地產行業周期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因此，從短期來看，土地財政對促進經濟增長發揮著積極影響；從長期來看，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會加大經濟波動的風險，不利於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接著，地方債務風險防範難度加大。在疫情影響下，各級政府財政收入下降明顯，同時還要啟動大規模新基建項目，這些新基建項目的經濟效益、對於周邊的帶動力、對於就業和稅收的貢獻具有不確定性。另外，很多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活動中采用成立國有控股企業的方式操作，通過政府信用擔保或者直接幹預從銀行獲得貸款，或者與民營企業合作，其中的金融風險作為隱性風險不容忽視。
最後，產業政策的引導作用有待發揮。現代產業體係建設缺少“拳頭產品”，不論是“大而強”的優勢產業群建設，還是“小而精”的核心企業群培育競爭力不強，亟待順應形勢進一步謀深做實產業鏈和生態圈建設。平台經濟整體能級和競爭實力不強，短時間裏難以擺脫對政策和土地要素依賴。在項目招引方麵，大項目好項目支撐不足，條塊之間、上下之間對招商項目的評估決策、要素保障等方麵缺少有效的聯動協作機製，項目落地難問題較為突出。
為了解決目前出現的財政困境難題，需要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與現代化的關係，切實發揮財政在鞏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成果中的作用，努力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應有貢獻。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於暢通的經濟循環，優勢所在是巨大的國內市場，核心競爭力在於全球要素集聚能力。
為了加快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我們應將財政工作放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大局中去謀劃、部署、推進，以財政改革發展的實際行動，解決財政體製和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痛點和堵點，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從本質上來說，財政工作需要得到與時俱進的財政理論指導，財政理論也需要不斷發現財政實際工作中的新問題並根據新發現對理論進行完善，形成“財政理論——財政工作”相互補充相互指導的新局麵。具體而言，財政理論可以從以下兩個領域加以推進：
首先，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於新發展格局中的政府與市場關係做了詳細闡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高質量階段，在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推動下，市場與政府向有效和有為的狀態邁進，最終兩者實現有機結合。該建議進一步明確指出：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製、建設高標準市場體係、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這為新發展格局下政府與市場關係構建指明了方向，並且對於如何建立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實現兩者有機結合提出了明確答案。
在這裏，我們僅就其中涉及的產業政策設計稍作探討。第一，產業政策適時調整較為緩慢，難以適應新經濟和新業態發展的需求。長期以來實施以行政選擇和優惠政策為主的產業政策，早期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方麵發揮的積極影響不容否認。但是，直接幹預市場、限製競爭的產業政策存在的弊端越來越凸顯。一些地方用傳統產業政策手段發展新興產業，造成新興行業產能急劇擴張，出現新的產能過剩苗頭。第二，產業政策存在碎片化、不均衡、缺乏精細化。產業支持政策碎片化嚴重，各部門政策不統一、不協調。產業支持政策缺乏針對性、政策精細化程度不夠。其中，補貼、稅收優惠、後補助、政府采購、產業投資基金等產業政策工具都有其適用性和局限性，因而有效的產業政策必然是各種產業政策工具的有機組合。產業政策對共性關鍵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相對偏小，削弱了產業發展的“軟性公共基礎設施”。第三，統籌性和精準型的人才政策體係有待完善，阻礙了差異化的區域人才高地形成。各地人才政策與區域重點發展產業缺乏匹配度，盲目引進院士等高端人才。各地人才政策設計忽視了人才的合理梯次布局，高中低端人才需要形成合理結構才能促進產業快速發展。人才支持體係相對缺乏，難以滿足人才多元化的需求。缺乏區域間協同發展的資源共享政策，導致創新要素跨區域流動不暢。針對新時代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涉及到區域一體化、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自貿港建設等重大國家戰略問題，這些新問題與財政理論密切相關，同時又涉及多個學科知識，我們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實時跟蹤，擅於發現新問題、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在研究和解決問題的同時也增加了自身的知識儲備，進而將自己培養成為一名具備跨學科理論知識的科研人員。
其次，財政監督。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了更好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並加大力度。積極財政政策在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麵臨著一定的困難。地方政府的核心功能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資源配置具有高效率時，財政支出能夠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同時也是生活質量的重要決定因素。如果地方政府更加關注自身利益的話，這將會創造出一種激勵，它將促使公共財政資金偏離社會最優水平。這樣以來，這種偏離效應在相當大程度上降低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而製約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了建立全麵規範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製度，全麵實施績效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加強財政監督體製建設尤其是財政支出監督體製是現階段財政體製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
財政監督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直接決定著國家治理績效。尤其在大國治理中，多級政府體製如果沒有良好的財政支出監督體製做支撐，很難實現國家良治。表麵上看，財政監督體製是處理不同層級政府和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監督權力配置問題，以最大化政府組織效率為目標。但實際上，財政監督體製是以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公權與私權關係為前提，所以財政監督體製首先是界定政府和公權力邊界。如果一國財政體製安排不是以此為起點，即使組織效率再高，也難以實現財政製度現代化和社會福利最大化。
就中國而言，作為一個轉型中的大國經濟，財政體製既吸引著國際學術界興趣，也備受國內學術界重視。尤其是中國1994年推行的分稅體製改革，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持續關注。現有研究指出，中國分權體製與財政聯邦理論是一致的，具有維護市場發展，激勵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作用。在這種體製下，地方政府不斷突破預算約束，並選擇性配置公共資源。關於財政體製的文獻都是從政府激勵的角度來展開研究的，而忽視了政府約束及財政監督這一重要問題。僅有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機製，而缺乏對它們的約束機製，這難以形成一套有利於經濟長期增長的財政體製。因此，財政監督體製的重要性將成為財政理論界有待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我們黨對於監督工作長期關注，積極探索長期執政條件下自我監督的有效途徑。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全力推進全麵從嚴治黨這場偉大自我革命，堅持不懈加強、改進黨的監督，有力回答了如何跳出“曆史周期率”的“窯洞之問”，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有力的製度保障。鄧小平同誌指出，我們黨經曆過多次錯誤，但是我們每一次都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我們黨來說，外部監督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講，還在於強化自身監督。當前，財政監督應成為財政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理論推進過程中應該關注三個問題：財政監督的關鍵問題及影響因素；財政監督體係的約束效應；財政監督的新型治理機製。
作為一名從事財政理論和政策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我們要全麵係統學習領會全會精神內涵，從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中汲取智慧，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財政理論體係而努力奮鬥，將新時代財政理論的構建和完善工作放在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中謀劃，更好發揮財政理論和政策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