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周四表示，刘俏宏觀政策應該錨定國家未來的制定政策只看P中成長機會和投資機會，而不是宏观GDP，宏觀政策框架體係應從GDP這個宏觀變量向更長期的不能保持價值——整體價值轉移。
他在新浪金麒麟論壇作主旨發言時說，国需現在的超前宏觀政策製定框架基本上隻錨定一個重要變量——GDP，而GDP是投资一個流量概念，衡量的刘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總和，但從投資角度講，制定政策只看P中應該錨定的宏观是一個國家未來的成長機會和投資機會。
劉俏指出，不能保持未來30年到40年，国需不僅是超前能源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人和人之間的投资互動方式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的刘俏發展也會出現巨大變化。“這樣一個新的文明形態需要巨量的投資，這些投資怎麽去獲得資金，資金來源在哪裏，是未來把握宏觀政策的關鍵點。”
“如果用GDP這樣一個偏窄的、狹義的……一個指標作為錨，去理解投融資的話，很可能得到一些結論，比如，現在的杠杆率已經很高了，或者投資率是不是已經很高了。”他說。
劉俏指出，大家在討論金融危機成因時，很多時候看的還是信用債和GDP的比例，但是如果用更廣義的整體價值來衡量的話，結論可能會不同。
“當一個國家的整體價值遠遠高於它的GDP的時候，這些國家其實有非常非常廣闊的宏觀政策的實施空間，這種情況下，即使這個國家信貸上升，也不一定會出現金融風險，完全是可以采取一些比較積極的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來獲得一個比較理想的政策效果。”他說。
基於對未來三、四十年的判斷，劉俏認為，中國宏觀政策框架體係可能需要從簡單的GDP向更長期的整體價值轉移。因此，中國仍需要大量的投資，而且要保持一定的超前投資，具體的投資領域可以鎖定一些對未來經濟增長有重大作用的行業。
“比如，雙碳目標本身需要巨量的投資，中國現在有1.5億的經濟微觀主體、經濟微觀單元，怎麽對這些經濟微觀主體進行扶持，讓他們能夠保持活力，這是未來投資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此外，新基建、基礎研究、鄉村振興等都是需要投資的領域。”他說。
對於資金來源，劉俏認為，當前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能需要更積極一些。待資金到位後，海量投資最終還是要依靠市場來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也是在中國新發展階段實現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有效結合的一種重要方式。
